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张瑾华

作家杨怡芬

在又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舟山作家杨怡芬向读者献上了一部讲述80年前舟山故事的长篇小说。

(资料图)

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故事讲述了1942年10月，日军战俘船“里斯本丸”号在中国舟山群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击中，船上一千余名英军战俘危在旦夕，日军见死不救，意欲让整船战俘与船同沉。危急时刻，附近的中国渔民怀着世代相传的淳朴信念，英勇营救落水战俘，并藏起了其中三位。在各路抗日军民的护送下，这三名战俘辗转来到重庆，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点，塑造了血肉饱满、有情有义的中国人民形象，呈现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同时，对侵略与抗争、生命与尊严等主题进行了理性思考。中国人民的淳朴和无畏是作者以“里斯本丸”沉船史实创作小说的支点——我们有这样的人民。

杨怡芬介绍自己的这一部长篇新作：“《海上繁花》就是一部想重返“历史现场”的小说。勘破故纸堆宇宙，尽力移到这小说宇宙的历史框架和细节，我不只是想用它们做一枚‘挂画的钉子’来悬挂这部小说；而是妄想摸到虚拟之秤杆上的定盘星，在‘历史现实’和小说虚构之间，获得平衡，取得自身的重量，让这个小说可以立住，扎根，生长枝叶，开出繁花。这是我的理想。为了取得现场感，我采用的是有限视角，叙述角度贴着人物的境遇和视线，不写超过人物能理解的世界之外的东西。这是个群像小说，人物众多，我的叙述调子又随人物而变，想让人物带出属于他自己的小说世界：主妇的归主妇的，战俘的归战俘的，少年的归少年的，于是，调子和调子之间会有落差，犹如沟壑，犹如瀑布，得站远了，才看得出，它们属于同一座山。默默盘算，此前的《离觞》也是群像小说，这个也是，目前正写着的《离觞》的续集也是，处理完这三个，我一定要写一个单纯一个视角的小说。这样说，犹如望梅止渴，用来安慰此刻不断分身的本尊。”

7月15日下午3点，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一场《海上繁花》的钱报读书会，打开一个80年前“舟山烟雨浙江潮”的故事，让我们与杨怡芬和嘉宾、杭州师范大学青年老师、评论家王晴飞一起，重返历史现场，与历史对话。

抢先读

《海上繁花》书摘

邂逅那艘已在东极海底躺了近八十年的“里斯本丸”，遇到香织，直至为沉船和香织写下这部小说，都是命运的偶然。

大多数的偶然，就只是偶然，蜻蜓点水一般，亮个相，飞远了，顶多留一圈涟漪。有的呢，刹那交汇之后，就在你生命中扎下根来，比如，沉船和香织。换句话说，设若生活真有一条清晰的轨迹可寻，那么，这沉船，不知不觉，成了某种草蛇灰线之类的存在，伏脉千里。

无论我如此这般说来说去，这一切的源头，还是源于偶然，我看不出它们之间有强韧的因果联系。想到这点，有时候，会感觉无力——既然一切从偶然得来，那，是否就有可能因偶然而失去？

也许，正是这样的忐忑，才驱使我写下整个故事的由来。

2004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家乡，准备入职一所名字里冠有“海洋”的大学。

有一些人很依恋家乡，我算其中一个，其中缘由，在我，是因为喜欢吃海鲜——外地即便能吃到海鲜，也没有我要的鲜味了。这个理由，实在上不得台面，连我自己，说了几次后，面对别人回应的狐疑神情，自己也跟着狐疑上了。但是，难道回家乡发展的就是命运的弱者？再一想，那是因为家乡不是一线二线城市嘛。到底在第几线呢？这是个大问题。在大城市人眼里，家乡是个很小的地方，一个小岛。但我们岛上的人会跟你急，你说啥？舟山本岛是小岛？它是全国第四大岛好不好？

我学的是比较文学专业，考得翻译资格证书，看上去像个很向往远方的人吧？对了，我还很喜欢村上春树，日语是我的第二外语，他那种一边游玩一边写游记还能出成畅销书的人生状态，我真是十分神往。这话，我导师听了会皱眉头——说自己迷昆德拉都不好意思，你这小子还去迷村上？但我一直觉得村上是一个蛮严肃的作家。这个且不去说它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鄙视链。

话说这年暑假，最后一次用父母的钱（主要来源于我爸上半年在股市从1300点直冲1700点顶部的时候幸运地售出了他大半股票），我独自跑去游了英国——想看看那里的海和海峡，毕竟，英美文学是我的研究方向，是我将要安身立命的专业。还想仔细看看，那里的海和我们的，是不是一样。答案是，这海，好像都差不多嘛。往深想一下，我对家乡的海，也没有好好观察。或许，获得深层次观察家乡的眼光，前提恰恰是先离开家乡？

我常陷在这样的设问里头。一个人旅行，这样的自言自语，也是很必要的，否则，太寂寞了。除此之外，语言不成障碍，旅行很是愉快。旅行结束，回到家中，吃上清蒸梭子蟹，整个人才觉安泰。远方只是偶然涉足之处，家乡才是安身养胃之所，我如此安慰自己。

对我这独子，父母自然寄予很大期望，时刻准备牺牲他们自己的安乐来成全我的海阔天空，末了，我却仍旧回到原点，说不定，他们很有些失落吧。

好在这份教职，我完全是靠自己实力得来的，一点也没让他们费心。工作一年间，帮了地方政府外事活动几次小忙，见识了各路人物，父母总算微觉欣慰。作为一名翻译，为几乎不能对话的双方搭桥，连信佛的外婆都觉得这是很有功德的事情。我自己倒不是十分看重，不过是帮忙而已。内心里面，对自己的评价，说实话，也不是很高。不过，这也正常吧？傻瓜才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

转年暑假，我又想出游欧洲，正准备申请申根签证的资料呢，市里外事部门又来找我，说有个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系列活动，想让我去当翻译。来访的人中，有近九十岁的英国老兵和眷属，还有几个国语说得不是很溜的TVB明星，接着，他说道：“活动主场是去东极诸岛，纪念‘里斯本丸’沉船。那是个历史事件，我会给你相关资料，小张啊，你好好准备准备。”

我本想拒绝的，可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接下去就老老实实做功课，这一搜寻，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原来，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海域，居然发生过两起著名的沉船事件。一起是“太平轮”事件，1949年1月，在白节山海域附近，“太平轮”与一艘载着两千七百吨煤炭和木材的“建元轮”相撞，近千人遇难。另一起就是这“里斯本丸”沉船事件，1942年10月，在舟山群岛东极诸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沉，死难八百多人，附近渔民救上了近四百人。再深入“探摸”了一下，我才知道这艘“里斯本丸”就是二战时期被称为“地狱航船”的日军运送战俘船之一。

此处偏僻海疆原来也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场一隅，这一发现，着实让我兴奋。在我有限的文学阅读里，并不曾读到过与此有关的作品。历史总是干巴巴的，我喜欢浸润了水分的故事——即便明知它掺杂了虚构，或许还夹带了作者的许多私货。

能近距离接触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机会难得。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活动，先陪同东极诸岛的老渔民们去了香港，又陪同英国老兵和死难者家属代表回了东极诸岛，和几位来探摸沉船的TVB明星潜水队队员也混熟了。

距离2005年，又过去了十多年。当年还孤悬海外的舟山本岛，如今已有次第相接的五座跨海大桥与大陆相通。这天堑变通途的岁月沧桑，没有淘去他们当时和我漫无边际的那些闲聊，相反，在时光的打磨中，它们慢慢呈现出清晰的模样来，我就想，那，索性把它们当故事写下来吧。

我试试。

先说说地狱航船吧，据说，在西方历史学界，地狱航船是一个与日本战争罪行相关的专有名词。说的是二战期间，日军为了弥补国内男性劳动力的不足，大规模将盟军战俘由东南亚等地用船运到日本本土。那些运送战俘的船，就是地狱航船。

这些年，我翻阅史料，看了一艘又一艘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运送战俘的地狱航船资料，各船中的地狱之相，如《地藏经》所载之“粪尿地狱”“火舌地狱”等诸地狱惨状，不忍卒说。其中，有比“里斯本丸”更惨烈的，但就是没有另一艘船在遭遇海难即将沉没之际，押送的官兵们竟还封闭船舱意图让战俘与船同沉的；也没有看到另一艘船的守兵会用机枪扫射好不容易破舱而出在海面上挣扎的那些战俘。“里斯本丸”是个例。为何会如此？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愤懑难解。

在人类的原始时代，用战俘来祭祀，并不稀奇。但“里斯本丸”沉船那年，已是公元1942年了。一场战争，就让人重回原始，人类文明，多么脆弱。

“战争嘛，就是这样残酷的。”有一回，小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佑是我小学同学，我们实在不算太亲密，可不知怎么，我们两个过一阵都会见上一面。他来找我，手上拎着一袋青岛罐装啤酒，还有几包牛肉口味的薯片，凑在一起看场电影。我有套还算拿得出手的家庭影院装备。我们大多是看战争电影，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反复看过三四遍，连仿着它拍的“锅盖头”系列，我们也看了，不出意料的失望——这是模仿之作大概率的结果。小佑长相斯文，说话也从不粗声大气，可他就是爱看战争片。

在电影里，新兵从不敢杀人到能上阵厮杀，得经历艰苦的训练，这过程，即便只是在银幕上艺术地再现，也足够展示一台杀人机器如何成型。其中的残酷，自不必言。这些明明是用来揭示残酷的画面，是不是在另一个维度也在继续“训练”我们，所以，看过那么多战争片的小佑就把我的愤懑直接认作矫情？也就是说，即使战争已经过去，但某一天战争重来的话，我们就自然地接受它的残酷？因为它本就如此？在那一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之所以喜欢村上春树，其中有一点是，他的作品中有对当年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挥之不去的愧疚和持续连绵的思考。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开始迷恋园艺。说迷恋，可能有点夸张，可我的行为确实与沉迷和依恋相去不远。审视自己之后，再深究原因，这确实跟地狱航船带给我的种种黑暗意象有关。为了不被黑暗吞噬，我必须寻找明媚的事物来对抗。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香织的离开。

香织原先在舟山一个日资造船厂工作，那厂子在一个有深水港的小岛上，她在那里做工程师。合约快到期了，她想续签的，对方却说，她这个年龄，实在应该回国成家，就业的事，那是不着急的。也许，人家也是好意，或者，隐约还有别的。我们的恋爱，在她的工作环境里，并没有公开。香织说，私人的事情，没必要大张旗鼓的。但这样的事情，时间一长，总是瞒不住的——我们也没有刻意掩饰；于是，事情就开始微妙起来。

没有工作签证，她一个日本女孩子，就没有长期在此居留的资格。我们可以结婚，这也是解决居留的一个办法，可我们都还没有和双方的父母正儿八经地提过。他们的态度，我们大致还是知道的。

一段不被周围人祝福的关系，连当事人自己也会跟着不看好。很多时候，我们都假装自己是“里斯本丸”课题组的合作者，在一起的时候，不去展望我们的未来，却沉浸在地狱航船的黑暗空间里，到最后总侥幸自己还活着——光是“活着”，就够让人感激了，其余，都不要多想了。

我们的日常里，和地狱航船牵涉太多。常常，我将记载着种种地狱航船上战俘惨状的文字推到香织面前。她垂着头，仔细读。有一回，她对着面前的白纸黑字自言自语：“那些战俘中真的有割同伴喉管饮血解渴的吗？”

使用中文，对她来说，是在运用外语，因而，在情感表达上，显得特别平静。而那时候的我，并不能体会这些，反倒常常会被这平静激怒，我就会使劲给她看佐证材料，直到她在我面前落下泪来。

当时，我并不觉得不妥。现在想来，我这是一次次逼迫她承担本不应该在现实中承担的东西。我让她的人生变得艰难了。可惜，当时我毫无感觉，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分担那些黑暗，甚至，我还想从那些黑暗里取回一些材料饲育我的小说，香织就这样一次次被我拖进这黑暗之旅。

离境的日期逼近，香织才不紧不慢收拾行李。她准备带走的不过是四季衣物，大部分的日用品，还有她这些年的小收藏，她都放在我这里。她说：“你不介意我把它们留在这里吧？”非常客气的口气。

阳台上的一排花，也是她在打理的，原本她一周从小岛回来一次，她养的这些花，需要照顾的频率也差不多是一周一次——她用工程师的严谨选择了花的品种。香织很抱歉地说，请一定一周一次照料一下。

她走了，我依旧在她营造的环境里。进门，就是她的红色樱花小豆皿。那原本是个小菜碟，她觉得我到处乱放钥匙实在不是个好习惯，就用个美丽的东西来诱使我固定放置。我喜欢这个碟子，她知道。于是，我很高兴进门的时候把钥匙交给它，此后，还真没有临出门前到处找钥匙的窘事。

书柜、浴室、厨房、餐厅，触目都是她的东西，美且实用，像她本人。

我的南阳台算是半包，通风和日照勉强可以，她养的是茶花、杜鹃、小木槿、茉莉、小金桂盆景、小蜡梅盆景，在我们这温带海洋性气候里，这一排绿植，从春到冬，应季都有花看，又没有繁盛到喧嚣的地步，底色总是一片绿。她有一只雾化效果很好的喷壶，每一周，她都会在水中加了液体肥料来喷洒叶子，第二天，她用清水再喷洗一遍。那些叶子，虽大小厚薄不一，却都强壮而洁净。

她离开之后，我怕寂寞，应季从社区花店里买些草花，弄得阳台上色彩斑斓，全无香织打理时的含蓄蕴藉。我在阳台上待的时间越来越多，初冬开始，我就在阳台上的小木桌上，背对阳光看史料，身后一盆紫色角堇开得一团灿烂。

妈妈想让我搬回家住，“方便互相照料”。这是妈妈的客气话，实际是方便她照料我。我犹豫了一下，竟然不肯，说自己得伺候花草，还是住这里方便。

大人养育孩子，千辛万苦，养到成年，这孩子，就先当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然后才是他们的孩子。妈妈从前也嫌外婆管她太多，“我都长大了，她难道不知道？”妈妈这样跟我唠叨过。那么，如今，她也能理解我吧？

我延续着香织在的时候的生活习惯，我甚至也一周一次去沈家门的东河市场，学着像她那样一次性处理好食材。学着煎鱼，双面微焦后撒上香料。肉呢，我在学做炖肉，偶尔有几回做得还挺得意，拍了照，再转念一想，心头一酸，胸口一紧，就只有放下筷子。

那段时间，我们说好了，先试着不互相联系，我们约好的是三个月。

我没熬住，试着打过几次她的移动电话，都是关机。她别的通信方式，我一无所知。我们平常联系用的是QQ，她的头像一直黑着。她也没有注册过微博。那时候——我想一下，对了，是2010年，那年4月上海开了世界博览会，我和香织一起去看过，香织执意不肯走外籍人士绿色通道，一定要跟我一起排队，那队可真长啊，可我们俩倚靠在一起慢慢移动，就不觉得时间漫长。再说回那时候吧，智能手机并未普及，“微信”还是不曾存在的事物。或许她还有别的即时通信工具，可我一直没有留意——她的电脑和手机，出于尊重，我碰也没碰过。

我想跑到她工作的小岛上那船厂里去打听，可冷静想想，这样做，是会被三个月恢复联系后的香织责备的——并没有什么事情紧急到这地步。

她的同事，从前我们一起走在街上时，遇到过两个。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年男人姓宋，一个同样瘦高个儿的年轻女子姓李，我自信我还记得他们的样子。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在人群中找他们的脸，一边担心，如果真的被我找到了，我该怎样婉转发问。

但是我一次也没找到。

临近春节，陪妈妈上街购物，我也在人群中打望，妈妈问我：“你在找谁啊？”

“香织的同事。”

妈妈看看我，叹气道：“你们冷静一下也是好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毕竟，她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

在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过来，这是我们俩在试着分手。香织提议，我也同意了，那就是我们俩一起做的决定。我手臂一酸，一袋番茄砸在地上，妈妈俯身去捡，我真想一脚把这袋番茄踢开，可还是忍住了。妈妈的头顶一圈白发。一只一只，她把已经微裂的番茄捡进口袋。

妈妈一直说，她将来是要把儿媳妇当女儿养的，弥补她没有女儿的遗憾。还记得第一次带香织来见爸妈，妈妈的兴奋藏也藏不住。妈妈流露的喜欢，浓烈又真诚，还非常温柔。香织跟我说，你妈妈可真好。

等我和香织正式确立男女朋友关系，香织的状况，我才和盘相告。妈妈呆住了，皱着脸，像刚喝下一碗苦药。那之后，她对香织也就客气起来。之后不久，父母给我预备的新房也拿到了钥匙，我就想装修起来搬出去单住，爸妈说，等以后确定婚期之后再装吧？我说，就简单装修一下，能住人就好。

即便是简单装修，也用光了我这几年的一点积蓄。老爸偷偷给了我一笔钱，说是他的所有私房钱，竟然也有十万元，叮嘱千万不可以说给妈妈听。

软装饰上，都是香织在操心，我要给她钱，她就眼睛一瞪，说：“你给，我就不来住了。”她把她近年淘来的“中古”瓷器也都搬了来。这个家最后的面貌，是香织给的。爸妈很少来。难得来一回，也必定跟我提前预约，专挑香织不在的时候过来，妈妈想来看看有什么好帮忙收拾的。香织把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雅致，妈妈边看边说，这孩子要不是个日本人该有多好啊。爸爸在一边说，别这样说，阿明自己心里有数的。

爸妈这种态度，恐怕也是让香织下决心离开我的原因之一吧。那场战争，已经过去那么多年，却还是波及了我的生活。

香织离开后，即使不住到爸妈家，我也该经常回家才是。可事实上，我比香织在时还回得少，就是春节长假，我也宁愿在家里伺候花草，专心读地狱航船的史料，试着把自己变成一个战俘，向着虚构之境大步前进。

香织也在被我虚构。她回家不久就是新年前的假期，圣诞啊，元旦新年啊，聚会估计少不了，她一定是会被家人安排相亲吧？这还算好的，总还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哪天她偶遇了一位优秀的青年，远远比我好——是啊，我有什么好的？于是，她动心了。于是，新的故事开始了。

在我的脑海里，香织去赴一个又一个约会。有时候，她进了一个咖啡馆，位子在角落里，她到晚了，走得有点急，脸上红扑扑的，她脱掉那件咖啡色大衣，里面是又薄又软的乳白色羊毛裙子，她身体的曲线，就这样清晰地凸现在咖啡馆焦糖色的灯光里。有时候，她进了一个灯光辉煌的大酒店，她被侍者领到一张小圆桌边，她脱掉那件乳白色的大衣，里面粉红色的衬衫裙，更衬得她肌肤胜雪。天哪，她为什么要穿得这么鲜嫩啊？

夜阑人静，我钻入曾经属于我们俩的被窝，脑海里，香织的身体就纤毫毕见，先是手心发热，接着，往日关于抚摩香织的身体记忆渐次复苏。肉体火热，心却是凉的——常常，我在释放自己的那一刻，奔涌而出的还有泪水。一旦入梦，黑暗梦境之中，我遭受的折磨，直到现在，我也不想说出口。

我被这虚构推进了地狱航船，我是战俘们的难友，和他们蜷缩在一起。这样类比，似乎有失庄重，毕竟，这只是一桩前途未定的恋情而已。

只有在更黑暗的事物面前，在更大的失去面前，我才能安静下来。这样坦承，实在是幸存者的心态。

你细想想，我们可不都是幸存者吗？

杨怡芬，浙江舟山人，2002年开始写作，已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中篇小说集《追鱼》、长篇小说《离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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